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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重慶市開州區4個典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精神

          來源:中國農村經濟 作者:劉嶺
          發布于:2022-02-09 共14798字
            摘要:本文基于重慶市開州區 4個典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田野調查案例,對理事長利他精神影響合作社發展的機制進行了理論與案例分析。結果表明,農民專業合作社出現的“精英俘獲”和“空殼社” 現象與理事長的個人能力和利己行為密切相關。當理事長利己思想嚴重、個人能力較弱時,容易出現“空殼社”現象;當理事長利己思想嚴重、個人能力較強時,容易發生“精英俘獲”問題;但如果理事長只具有利他精神而個人能力不足,就容易產生“低效合作社”;只有當理事長同時具有較強的個人能力和利他精神,能夠有效平衡公平與效率時,才可能形成“理想合作社”。本文研究結果為我國完善理事長選拔、評價和監管機制,通過激發集體主義與利他精神,突破“委托-代理”問題,推動合 作社產業穩定發展,帶動廣大農戶增收致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與決策參考。
            關鍵詞:理事長 利他精神 公平 效率 農民專業合作社
           
            一、引言
           
            習近平指出:“產業興旺,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前提”①。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完成, 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20年全國 90%以上貧困村都組建了合作社,832個貧困縣累計發展合作社 68.2萬家,直接帶動 2197.8萬貧困人口脫貧增收②。然而,在實際發展過程中,部分合作社卻出現了產業效益低、對參與農戶的增產增收帶動作用不強等問題, 部分地方甚至出現了“空殼社”和“精英俘獲”現象(張益豐和孫運興,2020;羅干,2020)。
            現有文獻從鄉村能人、合作社領辦人的視角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由村干部、大農戶等少數鄉村精英主導是中國農村合作社較為普遍的治理形式(李云新和王曉璇,2017;曲承樂和任大鵬,2018)。有些研究認為,能人帶動對合作社發展有著積極作用(韓旭東等,2019);也有一些 研究發現,合作社領辦人的利己行為是導致“精英俘獲”和“空殼社”的主要原因(梁劍峰和李靜,2015;呂德文,2021)。理事長過多看重私利所造成的問題可以用西方經濟學公司治理研究中的“委托-代理”理論來解釋。理事長不是合作社(公司)的所有者,而是代理者,其行為目標不一定是為合 作社(委托者)實現利益最大化,而是謀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是合作社發展不理想的傳統理論解釋。但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卻涌現出許多甘于奉獻、心懷農民的鄉村能人和村干部,帶領農民成立合 作社發展產業,走出一條脫貧致富之路,例如開州區長沙鎮齊圣村黨委書記熊尚兵等①。這是因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對農村干部和理事長的選拔,上級部門除了考察他們的工作能力之外,也會考慮他們的政治覺悟和利他精神。通過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以集體主義與利他精神突破“委托-代理”理論局限性,這既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社會主義農業 現代化的重要理論及實踐創新,也是馬克思主義利他思想中國化的生動體現與具體實踐。
            鑒于此,本文通過理論模型與案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以重慶市開州區的山地農村土地合作社為典型案例,分析理事長利他精神對合作社發展和社員收益的影響。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以馬克思歷 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利他主義思想為指導,為完善理事長選拔、考核、監管機制,通過激發集體主義與利他精神,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加快實現鄉村振興的科學決策提供了理論支撐。文章在實證方面的貢獻是,通過具體的案例研究,為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所呈現的各種情況,特別是對為什么會出現“空殼社”“精英俘獲”等問題,尋找到對應的案例和合理的答案,并進一步尋求實現“理想合 作社”和規避“低效合作社”的有效路徑,為決策者提供激發理事長利他精神、推動合作社發展和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思路和實現措施。
           
            二、理論框架
           
           。ㄒ唬├碚摶仡
           
            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農業生產將持續以小農為主,這是中國的重要國情之一(魏后凱等,2020)。馬克思認為,“把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現代農業改良措施的任何可 能性”②?梢,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實現農業生產組織化、規;。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推進規;洜I,農業經濟效益的提升并未惠及小農,而是被擁有大量土地的資本“裝進他們的私人腰包”③。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④。“十四五”規劃要求“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有機銜接”①。這意味著,中國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道路, 在推動農業高效發展的同時,使發展成果真正惠及廣大農民。
            合作社能有效推動小農生產組織化和規;ㄠ嚭馍胶屯跷臓,2014),降低生產成本與市場風 險,提高市場競爭力(周應恒和胡凌嘯,2016),通過合理的分紅方式實現利益聯結、帶動農戶增收 (劉同山和苑鵬,2020),對于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的銜接具有重要意義,是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有效組織形式。但是,中國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空殼社”與“精英俘獲”現象。
            “空殼社”是指在法律形式上合規存在,但沒有實質性經營活動或收入的合作社②(苑鵬等,2019); “精英俘獲”是指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理事長或經營大戶利用各種優勢獲取過多的經營利潤或收益 而擠占了廣大社員利益的現象。
            現有一些研究試圖將這些現象歸咎于理事長謀私行為等因素;“委托-代理”理論,理事長作為理性人,為謀取個人利益,發生機會主義行為,不利于合作社實現社員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梁巧和黃祖輝,2011)。還有一些研究指出,部分合作社不是由農民自發聯合形成的,而是為了迎合地方政府政績的需要而形成的,這樣的合作社比較容易出現“空殼”現象(蔣穎和鄭文堂,2014;呂德文,2021)。具體來說,在理事長利己思想嚴重的情況下,被推選擔任理事長的村干部、能人對發展合作社的積極性不高,傾向于選擇消極、不作為,合作社比較容易淪為“有招牌、無產業”的“空殼社”。 另外,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也可能出現理事長憑借自身在能力、地位、資本等方面的優勢,過多占有合作社的資源和收益,犧牲廣大農戶利益,出現“精英俘獲”問題。特別是在監管制度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這一現象更為突出(胡明霞等,2015)。
            在中國合作社發展過程中,許多理事長同時存在利己和利他兩種特征(劉同山和孔祥智,2014), 他們在自己致富的同時也非常關心廣大社員的利益和合作社的健康發展。合作社理事長的利他屬性和行為,無法被傳統的“委托-代理”理論所解釋,其關鍵原因在于西方經濟學“理性人”假設忽視了人 的行為動機并非是完全自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施蒂納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利己主義進行了深刻全面的批判,他們認為施蒂納所倡導的利己主義完全排除了人的利他主義屬性,F有一些研究也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進行了批判和反思。例如,鄭志國(2013) 指出,“經濟理性人”假設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成是永恒的,并試圖構建種種模型來證明它是最優的。許興亞(2008)指出,“經濟理性人”假設就是用資產階級“人性”來偷換社會主義“人性”。
            程恩富(2007)認為,必須確立一種新“經濟理性人”假說和理論,承認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屬性,并作為創新的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之一。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各級政府一直倡導集體主義精神,提倡先富帶動后富,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及其利他思想中國化的具體體現。地方黨政部門以集體主義精神和利他思想作為重要標準選拔和評價合作社理事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委托-代理”理論所提到的委托人(社員)和 代理人(理事長)目標不一致問題,這是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創新。
            然而,現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委托-代理”理論和“經濟理性人”假設,鮮有研究從利他精神視角進行分析。一些有關利他精神的研究也僅僅是考慮利他精神單方面的影響(譚智心和孔祥智,2011), 缺乏對利他精神與其他因素綜合作用的討論。本文基于調研所得的第一手資料,利用理論模型與案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理事長利他精神影響合作社發展的機制進行系統性分析。本文的研究不僅填補了現有文獻的空白,也對中國推進合作社健康發展、促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具有重要的理 論和實踐意義。
           
           。ǘ┬g語界定與測量
           
            1.合作社發展評價。崔寶玉等(2016)指出,合作社具有經濟性、交易性和社會性三大目標,即合作社發展要兼顧產業效率的提升與農戶收入的增長。兩者實現程度的不同將會導致不同的發展結果。 當合作社同時實現較好的效率與公平時,可稱之為“理想合作社”;當公平與效率表現均較差時,可稱之為“空殼社”;當效益較高但惠農帶動作用不強時,即理事長等少數社員憑借自身優勢獲取過多利益而犧牲廣大農民利益時,可稱之為“精英俘獲”;當合作社對社員收入存在一定帶動作用,但產 業發展效益較差時,可稱之為“低效合作社”。四類不同表現的合作社可用圖 1表示。
           
          圖1 合作社發展類型
          圖1 合作社發展類型
           
            充分利用資金、人力、技術、政策等資源,發展合作社產業,帶動農民增收致富。理事長能力差異難 以用具體指標進行直接量化,本文采用與合作社經營才能有關的理事長商業經歷進行替代。
            3.理事長利他精神。在案例分析中,本文以理事長是否主動為農民謀取利益以及是否利用合作社謀取私利作為利他精神高低的判斷依據,并從對合作社成員和非合作社成員的面對面訪談和聚焦小組討論中得到雙重驗證。具體來說,在研究中,以理事長是否參與合作社有償勞動、利用合作社資源開辦個人公司等利己行為作為利己程度的判斷依據;以理事長是否盡可能促進更多農民參與合作社并想 方設法為農民增加收益作為利他精神的判斷依據。
            4.理事長積極性。積極性是指理事長對發展合作社的態度。理事長的工作態度與合作社績效正相 關。本文以案例中的理事長是否積極籌辦合作社作為衡量積極性高低的指標。
            5.理事長要素投入決策。作為農業生產重要的投入要素,勞動力與技術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 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人口流失、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農業生產過程中更多勞動力節約型技術被采納,用來替代勞動力投入。投入較多技術要素可以有效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經濟收益,使得社員與理事長可以通過盈利分紅實現收入增長。但是,更多技術投入意味著減少勞動力要素投入,社員勞務收入下降。在本文的案例中,如果理事長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有采用先進技術、聘請專業技術人員、 建設加工廠房等行為,即認為理事長選擇了投入較多技術;相反地,如果理事長選擇雇用較高比例的社員從事日常農務工作,較少采用先進技術與聘請專業技術人員,則認為該理事長選擇了投入更多勞 動力。
           
           。ㄈ├硎麻L利他精神影響合作社發展的機制
           
            1.合作社各方利益。本文以重慶市農村地區的合作社為研究對象。根據實地調查,重慶市范圍內許多合作社通過土地流轉和雇用社員,集中經營某一農業產業,社員享有產業分紅與勞務收入。因此, 重慶市的許多合作社實際上是土地合作社。社員收入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土地或資金入股分紅;二 是合作社雇用勞動力的收入,這項收入占主導地位。部分研究指出,合作社可為農戶代耕土地,農民通過外出務工掙得更多收入(薛鳳蕊等,2012)。但實地調查結果表明,在重慶市等西南。ㄊ校┑ 山地農村地區,村內多為六七十歲老年人,社員也以老人為主,體力較差,難以外出務工,除了低保等轉移性收入與個體養殖、種植的經營性收入外,社員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合作社勞動雇傭的勞務收入而非分紅。理事長從合作社中獲得利益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是合作社產業收益分紅;二是利用合作社資源尤其是技術資源間接獲取收益,例如在合作社中有償擔任職務、利用合作社開辦私人公司或承攬項目等。進一步,當理事長由村干部兼任時,理事長可以通過政績工程獲取政治利益,例如建設 智慧果園示范基地等。
            2.影響路徑。本文認為,利他精神主要通過兩條途徑影響理事長的決策從而影響合作社發展。
            第一條途徑,利他精神會影響理事長的積極性。當理事長不存在利他精神時,合作社產業發展帶給他的預期經濟收益是激勵其積極發展合作社的主要因素,而這種預期經濟收益與理事長個人能力有關。當理事長個人能力較弱時,發展合作社對他來說是一項高風險、低收益的工作,因此,理事長發展合作社的積極性較低,傾向于選擇消極不作為,最終導致合作社產業難以發展起來,甚至引發“空殼社”問題。如果理事長有較強的利他精神,除了個人利益外,農民能從合作社產業發展中獲益也將 激勵理事長積極作為,從而促使理事長對發展合作社具有更高的積極性。
            第二條途徑,利他精神會影響理事長的要素投入決策。在合作社發展初期,通過財政資金和社員入股等渠道,合作社籌集一批產業資金,并用于技術投入與雇用勞動力。在農村地區青年勞動力外流、 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為了提高合作社經濟效益從而增加分紅收益,理事長一般會選擇增加技術投入,減少對社員勞動力的雇用。同時,理事長也有可能從政治、經濟等個人間接利益的角度出發,加大技術投入。但是,山地農村耕地破碎、坡度大,農機實施作業的難度大,技術難以有效提升產業收益,理事長投入過多技術可能是為了獲取更多個人間接利益。前文提到,在重慶市的土地合作社中, 相比勞務收入,分紅在社員收入中的占比較低,過多技術投入將導致社員整體收入下降。當理事長存 在較強利他精神時,理事長將在一定程度上關心產業對社員的帶動作用,雇用更多社員勞動力。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利他精神會使理事長更加維護社員利益,并通過積極性與要素投入決策影響合作社發展。同時,利他精神與個人能力的不同組合將會導致合作社發展呈現 4種不同結果。為方便 說明,本文將個人能力與利他精神簡單劃分為強弱兩種程度。當個人能力與利他精神都弱時,產業發展預期效益較低,理事長更多考慮個人私利,對合作社發展積極性不高,合作社淪為有招牌、無產業 的“空殼社”;當個人能力強而利他精神弱時,盡管理事長積極性高,產業效益較好,但因使用過多技術要素,社員收入下降,發生“精英俘獲”現象。相反,當利他精神強而個人能力弱時,合作社有 公平而無效率。理事長盡管有較高積極性為農民謀取福祉,但囿于個人能力,難以提高產業效益。理事長選擇減少技術要素投入、雇用更多勞動力以增加社員直接收入,盡管在短期內社員收入能得到提高,但合作社的經濟效益較差,難以維持長期發展,陷入“低效合作社”困境。當理事長兼具較強的 個人能力與利他精神時,合作社發展既能取得良好產業經濟效益,又能有效帶動社員增收。
            表 1展示了上述針對理事長個人能力和利他精神強弱的 4種不同組合結果。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尋找避免“空殼社”“精英俘獲”和“低效合作社”的理論依據和實現路徑,使更多合作社變成“理 想合作社”。
           
          表1 合作社理事長個人能力與利他精神不同組合下的合作社發展結果
          表1 合作社理事長個人能力與利他精神不同組合下的合作社發展結果
           
            三、案例簡介
           
           。ㄒ唬┌咐x擇
           
            本文選取重慶市開州區福德村、關面村、泉秀村、火焰村的合作社為案例研究對象。選擇上述 4家合作社主要基于如下 3個方面考慮:
            一是開州區曾為國家級貧困縣,境內多為山地和丘陵,農地破碎、分散,不利于規模經營,勞動人口流失嚴重,農村地區六七十歲的老人比較多,這些老人較難外出務工,合作社勞務雇傭是其重要的工作機會。實地調查表明,包括開州區在內的西南山地農村地區的合作社大多是在脫貧攻堅期間, 在鄉鎮政府支持、村“兩委”推動下成立的。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這些合作社更多地承擔了扶貧兜底、保障農村老年人口生活的重要功能。因此,以開州區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原貧 困地區山地農村的合作社產業發展及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問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是 4家合作社均為村委會領辦,村干部擔任理事長,這有助于深入理解村委領辦合作社如何發揮基層黨組織作用,帶動農村發展,實現農民增收,突出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同時,理事長雖然均為 村干部,但在利他精神上卻具有較大差異,可以排除村干部身份對理事長利他精神及其決策的影響。
            三是 4家合作社均為土地合作社,在制定分紅制度時,均參照開州區農委提供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章程樣本,即合作社持有產權的 49%、村集體經濟組織持有產權的 51%,避免因分紅制度不同而造成 理事長選擇不同。
           。ǘ┱{研情況
           
            研究團隊對重慶市開州區福德村、關面村、泉秀村和火焰村的合作社進行了3次實地調查,調查時間分別為 2020年 10月、11月與 2021年 3月。每次調查時間 5~7天,調查隊員(4~5人)入住當地民宿或小旅店,旨在對當地農村形成直觀的體驗,走訪更多的干部和農戶,得到較為全面、系統的認識。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非結構式訪談為輔。訪談對象包括區、鎮(鄉)、村、合作社主管干部和按“等距離”原則隨機抽樣的社員和非社員的農戶。訪談方式以“1對1”為主,以“聚 焦小組”為輔,在獲取訪談對象個人觀點的同時,通過聚焦小組討論得到進一步的驗證和補充。
            調查內容包括:案例村社會經濟基本狀況,案例合作社發展現狀,鄉鎮領導、村干部、理事長對案例合作社發展的態度以及理事長個人工作經歷等。收集的資料主要包括:合作社發展的文字、圖像、 視頻記錄,政府工作人員、村干部、合作社負責人的座談錄音、文字記錄,從區、鄉兩級政府、村委會獲得的合作社產業發展相關材料,通過網絡、新聞、報紙等渠道收集的有關案例合作社的補充資料。 田野調查的大致情況如表 2所示。
           
          表2 田野調查資料采集說明
          表2 田野調查資料采集說明
           
           。ㄈ┌咐榻B
           
            1.福德村柑橘種植合作社。2016年 8月,福德村成立柑橘種植合作社,注冊資金為 580萬元,吸納社員 1380戶,雇用長期勞動力168名(均為本村合作社社員),村黨支部書記擔任理事長。截至2020年 11月,該合作社利用上級扶持補助資金 357.83萬元和自籌資金 110萬元,聘請西南大學等單 位進行產業規劃與農戶培訓,建設智慧柑橘園 3700畝,預計2022年進入豐產期,預計年產值 2500萬元。同時,圍繞休閑觀光農業,福德村確立了“113”產業發展道路(1000畝稻魚共生產業,1000 頭肉牛養殖產業,3000畝晚熟柑橘產業)。
            2.關面村美香桃種植合作社。2019年 1月,關面村成立美香桃種植合作社,村黨支部書記擔任理事長,注冊資金為 100萬元,吸納社員 123戶,雇用社員勞動力100人。截至 2020年底,該合作社利用扶貧資金 66.8萬元,建成美香桃園 557畝,預計2021年正式投產,年產量可達 100噸,可實現 年產值 60萬~100萬元。
            3.泉秀村木香種植合作社。2017年 5月,泉秀村成立木香種植合作社,注冊資金為 100萬,吸納社員總計168戶,其中有基地務工社員 32人,村委會會計擔任理事長。截至 2018年底,該合作社的木香種植總面積達 2萬畝,其中直管土地面積達 1500畝,當年木香產值達 570萬元。在 2020年 11 月的調研中,理事長介紹,該合作社正在建設藥材加工廠房,籌備申請成為區級產業園區。
            4.火焰村黃連種植合作社。2017年,火焰村成立黃連種植合作社,注冊資金 100萬元,村黨支部書記擔任理事長,吸納社員 339戶,雇用合作社社員勞動力36人。截至 2020年底,該合作社利用財 政專項資金 40萬元,建成黃連基地 40畝,預計2022年正式產出,5年產出一次,產值達 55萬元。
            表 3歸納了上述 4個案例合作社的基本情況。
           
          表3 案例合作社的發展情況
          表3 案例合作社的發展情況
           
            四、案例分析
           
           。ㄒ唬┖献魃绨l展比較
           
            本部分從效率與公平兩方面評估案例合作社的發展狀況。在產業效率方面,本文以規模、產值、規劃作為效率的評價指標。根據表 2可知,從產業規模來看,福德村、關面村、泉秀村和火焰村合作社產業規模分別為 3700畝、557畝、20000畝(直管 1500畝)和 40畝;從經濟效益來看,泉秀村合 作社 2018年實現年產值 570萬元,福德村、關面村合作社預計投產后分別實現 2500萬元和 60萬~100萬元的年產值,而火焰村合作社預計年產值 11萬元。從戶均產值來看,福德村合作社為 1.81萬元, 按預計產值計算,關面村合作社為 0.49萬~0.81萬元,泉秀村合作社為 3.39萬元,火焰村合作社為0.03萬元;從產業規劃來看,福德村和泉秀村合作社均有清晰的產業發展思路,關面村和火焰村合作 社產業發展思路不夠明確。整體來看,福德村和泉秀村合作社產業發展優于關面村和火焰村合作社。
            在公平保障方面,由于本文研究中的案例合作社大多建立較晚,未正式投產,分紅數據缺失,且如前文所述分紅收入占比較低,因此,本文以社員戶均雇用人數(雇用社員勞動力人數/入社農戶數) 作為保障公平、帶動增收的指標。福德村、關面村、泉秀村和火焰村合作社分別雇用社員 168人、100人、32人和 36人,社員戶均雇用人數分別為 0.12人、0.81人、0.19人和 0.11人。關面村合作社無論 是在社員雇用總數還是社員戶均雇用人數上都表現得更好。
            初步來看,福德村合作社產業效益表現最好,關面村合作社在帶動社員方面優于其他 3個村的合作社,泉秀村合作社相對兼顧產業效率與公平,火焰村合作社在經濟效益與社員帶動方面均相對不足。 這些分析結論在調研中得到了受訪農戶的一致認同。
           
           。ǘ├裼绊懤硎麻L帶動合作社發展積極性的案例分析
           
            理事長的利他精神是影響其帶動合作社發展積極性的重要因素。4個案例合作社的理事長在合作社成立階段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積極性。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積極推動合作社成立,曾在 2個月內組織召開大小會議130次,帶領農民和村代表外出參觀學習累計里程 5000多公里。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 率先響應產業扶貧政策,邀請區農委專家實地考察、取樣檢驗和產業指導,積極動員農戶成立美香桃種植合作社。為克服藥販子壓價問題,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向村“兩委”建議成立合作社抱團發展, 身體力行逐戶訪談調查,并向上級請求宣傳與資金支持以化解農民疑慮,使得合作社成員由最初的 62戶增加到 168戶,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農戶受到理事長的鼓勵和影響,有些沒有入社的農戶正在準備加入合作社;鹧娲搴献魃缋硎麻L認為動員全村抱團發展難度較大,于是僅以集體經濟組織為依托,小規模流轉土地種植黃連①,以此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②,多數受訪農戶對加入合作社的積極性不高。福 德村、關面村和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均表現出較高的積極性,而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的積極性較低。
            理事長發展合作社的積極性部分來源于他們能從產業中獲取經濟收益,而這一收益與理事長個人能力以及分紅比例密切相關。如前文所述,案例中的 4家合作社收益分紅制度基本相同,因此,本文只分析案例合作社理事長個人能力而不討論分紅制度對理事長積極性的影響。本文將理事長是否具有經商經歷作為其個人能力高低的評價指標。福德村與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均有外出經商經歷,具備一定的經營能力。其中,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曾到深圳等地經商,經營業務涉及銷售水果、承包工程和開辦工廠等;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則長期在東莞從事水果批發經營。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曾長期在廣東作為建筑工人謀生,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早年在村內經營超市。與前兩位理事長相比,關面村合作社和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的商業經營能力較弱。從合作社發展結果也可以看到,福德村合作社和泉秀村合作社發展較好。上述事例表明,與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相比,福德村合作社與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的個人能力較強,合作社產業發展預期較好,理事長也將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理事長發展合作社 的積極性較高。
            關面村合作社與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的個人能力雖然相對都比較弱,但兩者的積極性截然不同,從而導致兩家合作社的產業發展存在明顯差距。關面村、火焰村合作社產業規模分別為 557畝和 40畝,前者明顯大于后者。從相對面積來看,關面村、火焰村分別有土(耕)地 3242畝和 3256畝,合作社轉入土地面積占比分別為 17.18%與 1.23%;鹧娲搴献魃甾D入土地較少、產業規模較小的原因之 一是理事長積極性較低;鹧娲搴献魃缋硎麻L認為合作社抱團發展較難,因此不愿意動員農民流轉土地,擴大合作社規模。相比之下,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不僅積極召開會議為農民解決疑惑,也咨詢相 關農業專家,積極為產業發展尋求出路。
            上述兩位理事長在個人能力相對低的情況下卻展現出不同的積極性,這是由他們的利他精神差別造成的。在與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的交談中得知,他之所以不看好合作社發展,是因為擔心黃連種植有風險,作為法人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因此曾放棄向上級申請產業發展資金。對于合作社發展,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更看重個人得失,而非合作社的長期發展。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在缺乏相關專業技術與商業能力的情況下,依然堅持發展合作社,他認為合作社發展總的來說是有利于當地農民的,農民通過在桃園內務工可以獲得一定收入,因此即使產業很可能低效益甚至虧損, 他仍然堅持開辦合作社。“就算虧了,至少村民還是賺了勞務收入”,這是他的原話。在合作社正式 投產前,為增加農戶收入,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在桃園內套作土豆、蔬菜,并將銷售收入分配給全體社員。此外,在合作社勞務雇傭中,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盡量將勞務機會讓給其他社員尤其是貧困戶,而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直接參與合作社勞動,并在 2020年合作社 52150元總勞務費中賺取了2100元。
            可以看出,相較于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更注重合作社給社員帶來的利益,因此也就有更大的積極性去發展合作社。而火焰村合作社理事長過于擔心個人利益受損,選擇消極不 作為,使得合作社出現“空殼化”現象,這與前文理論模型分析結論一致。
           
           。ㄈ├裼绊懤硎麻L生產要素
            
          投入決策的案例分析理事長的利他精神是影響其技術與勞動力投入決策的重要因素。本部分以福德村、關面村和泉秀村合作社為例進行說明。在本文案例中,社員收入主要由收益分紅和勞務收入組成。由于農民人均土地少、土地破碎分散,技術投入不一定能夠顯著提高產業效益從而增加農民的收益分紅,且自動化技術的投入降低了合作社對勞動力的需求,擠壓了那些難以外出務工的老年社員(占社員的大部分)通 過勞動獲取收入的空間。
            在福德村、關面村和泉秀村合作社中,出現了理事長對要素投入選擇的明顯差異。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偏向于使用更多勞動力投入,還把桃園管護工資從 70元/工日提升至 100元/工日。相比之下, 泉秀村和福德村合作社更注重技術要素投入。據泉秀村原村委會計、現合作社理事長介紹,該村目前正在積極建設 700余平方米的粗加工廠房,同時與重慶市中藥研究院展開合作,建設木香大數據產業園,安裝木香溯源系統,對木香為主的中藥材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開展跟蹤服務。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介紹,該村合作社應用數字技術建設智慧化果園。兩者不同的是,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更注重減少人力成本、提升智能化技術水平。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表示,未來將通過技術升級,進一步減少雇用勞動力數量。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則更加注重投入延伸產業鏈、提升附加值的技術以提高產業效 益,而不是通過減少勞動力投入降低產業成本從而增加利潤。
            上述理事長在要素投入決策上的不同與其利他精神有密切關系。福德村與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都比較注重技術投入,這是因為他們有較強的個人經營能力,能夠通過增加技術投入提高產業收入。在技術路徑選擇上,福德村合作社比泉秀村合作社更注重利用技術投入來減少勞動力需求,這種差異是由兩位理事長的利他精神所決定的。根據調研,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更注重合作社發展對個人利益的影響而輕視社員利益。首先,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表示將通過技術升級提高合作社經濟效益,從而提高包括本人在內的合作社管理層的薪資,而這些效益的提升在一定程度是通過引入智能化技術、減少 對社員的勞動雇用而實現的。但正如前文所說,勞務收入而非收益分紅才是社員增收的主要部分。其次,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依托合作社通過現金入股、財政支持等方式獲取的資金購置大量先進農業設備,并在此基礎上以個人名義成立了一家智慧農業開發公司,并在訪談中表示會加大合作社的設備投入,這也有助于發展壯大他自己的公司。再次,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采用先進技術建設智慧果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府頒發的個人榮譽稱號的激勵,在訪談中他曾多次談及希望成為人大代表。據政府有關人士透露,福德村理事長帶領合作社發展智慧果園成果顯著,被推薦為“重慶市脫貧攻堅先進個 人”候選人,但由于紀律問題最終落選。上述事例表明,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為農民服務的利他精神較弱,發展合作社更多是為了個人經濟和政治利益。在此情況下,盡管福德村合作社的產業經濟效益 較好,發展勢頭強勁,但對社員的就業帶動和增收作用不強,存在“精英俘獲”問題。
            相較于福德村合作社理事長,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有著較強的利他精神。在泉秀村合作社成立初期,部分農戶擔憂產業發展狀況,選擇不加入合作社。為消除農民疑慮,實現抱團發展,增強農戶市場議價與風險抵抗能力,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創新性地采用“生產基地+會員”模式,讓部分農戶無需 現金或土地入股,僅以會員身份加入合作社,就能參與合作社的利潤分紅。這一創新機制得到了許多農戶支持,這在受訪農戶的訪談中得到驗證。由此可見,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 注重合作社對普通農戶的帶動作用,具有明顯的利他精神。此外,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并沒有選擇自動化、信息化等大幅減少勞動力需求的技術,而是因地制宜,通過發展粗加工工廠等方式延伸產業鏈, 提高合作社經濟效益。在兼具較強個人能力與利他精神的泉秀村合作社理事長帶領下,泉秀村合作社 經濟效益良好,帶動普通社員增產增收,合作社的發展兼顧了公平與效率。
            然而,只有利他精神而個人能力相對不足同樣也不利于合作社發展。關面村合作社理事長個人能力較弱,難以提高產業效益。但由于存在利他精神,他看重合作社通過勞動雇傭對社員就業和收入的影響,從而選擇使用更多勞動力。但由于技術投入不足、缺乏專家指導,合作社在桃園管護水平方面有待提高。調研組成員發現,桃園存在種植過密、病蟲害防治不及時等問題,這將對合作社經濟效益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受訪農戶也表示迫切需要植保專家的技術指導。關面村合作社盡管注重公平,在 短期內實現了農民收入的增加,但產業經濟效益不足以支撐長期發展,出現了“低效合作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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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思考上述案例分析表明,理事長的利他精神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理事長利他精神較弱,只看重個人私利時,合作社容易發生“空殼化”或“精英俘獲”問題。具體來說,理事長個人能力較弱容易出現“空殼社”問題,而能力較強但缺乏利他精神則容易出現“精英俘獲”問題。 在以往針對合作社發展困境的研究中,過于強調合作社組織制度與人才上的問題,并片面地提出加快合作社成立、吸引一批能人領辦合作社等建議。這些建議以及相關政策措施雖然可以解決“空殼社” 問題,一批產業效益好的合作社得以誕生,但忽略了理事長的利他精神,導致“精英俘獲”問題加劇, 合作社發展成果沒有很好地惠及廣大農民。
            推動鄉村振興尤其是產業振興,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的組織保障作用固然重要,但也應當重視提高合作社理事長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利他精神。“精英俘獲”現象源于理事長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西方經濟學公司治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問題,這一問題很難通過機制設計得到解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實現合作社發展在效率與公平方面的平衡,需要在理事長選拔、評價、激勵等方面, 注重培養和激發理事長集體主義精神和利他精神,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克服“委托- 代理”機制性障礙,這對中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國際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人的奉獻精神就展現了它的重要性。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為迅速恢復經濟、發展生產,莫斯科等地的工人曾自發組織在星期六進行義務勞動。對此,列寧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這些習慣”, “當這種勝利獲得鞏固時”,“共產主義才不可戰勝”①。
            盡管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無私付出和奉獻,但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初心和使命始終沒有改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既要考慮現階段個人利益問題,也要在相關黨政部門的支持引導下,鼓勵先富帶動后富,激發農村“能人”利他精神, 發展壯大合作社經濟,提高生產規模效益,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實現共同富裕目標。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重慶市開州區的鄉村田野調查,通過理論模型與案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探討利他精神如何影響理事長發展合作社的積極性與要素投入決策,進而影響合作社發展。本文的研究案例雖然局限于重慶市的山地農村土地合作社,所選取的案例也比較少,但能夠體現理論分析中的 4種不同情況, 能夠有力地證明理事長利他精神對合作社發展的影響及其實現路徑。
            本文研究發現,合作社理事長的個人能力較弱并缺乏利他精神將會導致“空殼社”現象;理事長個人能力較強但利己思想嚴重是造成“精英俘獲”的動因;理事長個人能力一般但有明顯的利他精神雖然有助于合作社公平發展,但卻容易出現“低效合作社”現象;理事長個人能力較強且有明顯利他精神是產生“理想合作社”、兼顧公平和效率的重要基礎。因此,本文認為合作社理事長的個人能力 和利他精神是發展“理想合作社”的必要條件,特別是在個人能力特定的前提下,理事長的利他精神成為影響合作社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理事長的選拔與評價,應當在承認理事長追求個人利益這一現實前提下,在充分考慮個人經營能力的同時,提高村干部和合作社理事長的政治站位,激發理事長的 集體主義和利他精神,以實現共同富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奮力推進鄉村振興。
            上述結論對依托合作社大力發展產業、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一是要完善村干部和合作社理事長的選拔和培養制度。利他精神能夠激發理事長發展合作社的積極性,做出有利于社員的決策,提高合作社治理能力;鶎狱h政部門要認真選用一批懂農業、愛農村、 愛農民的村莊能人,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提升他們的政治責任和擔當意識,激發集體主義與利他精神,鼓勵和引導他們自力更生、發展農村產業,努力學習專業技術和經營知識,帶動廣大農民實現共 富,為鄉村振興注入強勁動力。
            二是要建立正確的合作社發展考核評價機制。合作社的發展目標是實現農業高效益發展、帶動農民增收致富,F實中部分理事長或過于看重農民利益而輕視產業效率,或過于追求個人利益而忽略農民利益,使得合作社發展難以兼顧公平與效率。應建立健全合作社發展考核評價制度,引導理事長等合作社管理人員在合作社發展中更好地平衡效率與公平,避免“精英俘獲”和“低效合作社”情況。
            三是要完善合作社理事長監管機制。部分理事長在合作社發展中選擇不作為,導致產業發展不起來,合作社難以實現惠農帶動作用。應建立科學有效的監管機制,避免部分理事長“在其位不謀其職” 的現象,杜絕“空殼社”情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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