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約瑟難題是由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在他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的問題，其主題是：“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李約瑟難題的確是一個難題，但正因為是“難題”，它越是困難，人們越想解開。圍繞著它，國內學者對中國有無科學、近代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等話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學者們試圖從各種角度解答這一難題。文章以文化模式的歷史演進機制為視角來思考和探究李約瑟難題，從文化模式歷史演進機制的介紹入手，通過文化危機表現形態和文化轉型內在機制的角度來看近代中國與西方科學技術產生差距的原因，最后提出對李約瑟難題的新思考。
關鍵詞：文化模式; 文化轉型; 科學技術;
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雖然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眾所周知，中國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于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曾寫道“假如諾貝爾獎曾經在中國古代設立，各項獎金的獲得者，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部屬于中國人”[1]。然而，據有關資料顯示，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占0.4%。中國與西方為什么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這個難題曾經引起無數中國人思考，對于問題的答案也眾說紛紜�；谖幕Ｊ綒v史演進機制的視角，我們對于李約瑟難題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探究。
一、文化模式的歷史演進機制
文化模式的歷史演進機制可以分為兩個主題，文化模式的歷史演進機制之一是文化危機，即當特定時代的主導性文化模式失范，新的文化模式沒有完全產生，從文化模式的常規期進入到它的懷疑期或混亂期。文化模式的歷史演進機制之二是文化轉型，即一種新的主導性的文化模式取代原有文化模式的時期。文化危機和文化轉型是不能分離的，同文化模式的常規期、穩定期相比，文化危機與文化轉型共同構成了文化模式的劇變期與革命期。文化危機是量變的過程，而文化轉型是這一量變過程發展到一個轉折的關鍵點而引起的質變。我國現在就處于這一量變過程中，還沒有實現完全的文化轉型。
二、從文化危機的表現形態看近代中國與西方的科學技術產生差距的原因
文化危機的表現形態能夠劃分為內源性文化危機和外源性文化危機，西方傳統農業文明的經驗主義文化模式的危機和20世紀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理性主義文化模式的危機就是典型的內源性文化危機，在近現代，西方從自身的內部產生出質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要素，產生了新的自覺文化與原有的自發文化模式的沖突。這樣一來，理性主義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技術的改造和更新得到了一個顯著的提升，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財富的源泉不斷涌流，西方主動意識到了科學技術可以創造前所未有的生產力與財富，并進一步加大了對科學技術的投入力度。
相對而言，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是屬于外源性文化危機，即原有的主導文化模式表現出一種超穩定性的結構，它即使已經失去了合理性，也還是成功地阻止了內在的懷疑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因素產生，它最終是靠一種外來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沖擊才可以進入到文化的懷疑期和批判期，進入非常規期和裂變期。和西方主動、自覺地自我完善的要求相比，中國的內源性文化危機明顯帶有更多的被迫性以及外在的更新和合理化要求。當然，中國并不是一直處于外源性文化危機當中，我們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都是內源性文化危機。因此，我們在之前轉型期間依然擁有著先進的科學技術。而外源性文化危機使我們被迫睜開眼睛看世界，更多的是以西方為中心去模仿。
三、從文化轉型的內在機制看近代中國與西方的科學技術產生差距的原因
文化轉型的機制基本上能夠分為兩個方面，首先是人的對象性和主體性活動中包含的自在性和超越性的永恒矛盾。一方面，文化是歷史凝結的生存方式，從本質上講表現了人對自然和本性的超越，體現著人對自然本來沒有的事物的發明，中國古代的科技發明就表現了人對自然和本性的超越。另一方面，文化也帶有群體性與強制性的特點，即文化是歷史積淀的被群體所共同遵守或認同的行為模式，它對個人的行為表現出強制性和現實給定性，個體的偶然的行為或不為群體所認同的喜好，不能稱為文化，這就表現出自在性的一面。而中國近代這種意識客觀、對象化已經非常穩定，對社會的控制力量非常強大，超越性受到了自在性的壓制難以突破。但西方不一樣，中世紀后期，西方社會又恢復了生機，整個社會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通過戰爭和商品貿易，西方社會開始突破禁錮。哥白尼的“日心說”給基督教沉痛一擊，打破了長期以來的思想桎梏，整個西方社會的思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這個時期，西方新的文化理論通過人們不斷的實踐檢驗日趨成熟，并激烈地反抗著傳統文化模式的統治。同時，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與發明的問世，也使整個工業體系日趨完善。
人的生存結構中的超越性與自在性的矛盾體現在外的重要表現形式就是自覺的文化層面與自在的文化層面之間的交互關系。因此，文化轉型的第二個方面就是自覺的文化層面與自在的文化層面之間的互動。自覺的文化與自在的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和沖突，自覺的文化對自在的文化進行批判和超越，并且用新的更能展現人的自由創造本性的文化要素來取代舊的文化要素。如果存在著恰當的與必要的張力和沖突，進而使文化擁有一種內在的發展活力與推動力，會使它在特定時代成為發生文化轉型的內在驅動力。中國在近代就陷入了這樣的狀況，當我們發展起來自己的理論知識和科學技術等自覺的文化因素后，這些自覺的因素并沒有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超越原有文化的維度，反而表現出對自在因素的自覺肯定和維護，這就極大地加強了自在文化因素的統治力度。像魯迅先生在文章《電的利弊》中寫道“西方用火藥制造子彈來抵御敵人，中國卻用火藥做爆竹來敬神；西方用羅盤針來指引航向，中國卻用羅盤針來看風水”。當科學、藝術和哲學被常識化后，它們就變成了自在的文化。當創新發明被看作“奇技淫巧”，科舉制成為了禁錮思想的桎梏，科舉制就通過對儒家學說的過分追捧，進一步打壓資本主義萌芽，繼續鞏固“重農抑商”政策，因此整個社會對科學技術的創新發明沒有任何需求。
四、李約瑟難題引發的新思考
李約瑟難題關注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而在今天，我們研究李約瑟難題不僅是解答這個問題，更多的是將眼光投向未來。我們從李約瑟難題中知道西方在發展科技的時候把自然看作了機械的死物，開始征服和統治自然。而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近代科技的進一步發展，因為當我們是自然鏈條上的一環時，我們不會去傷害自己。而如今在迅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和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下，我們與自然分離，現代科學技術不僅表現為超人的力量，而且還使一些普遍的異化力量朝著失控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社會里，雖然人們看上去是自由的，但從生產到消費、從公共空間到私人領域均受著意識形態、大眾文化和技術理性等無形的異己力量的支配。因此，當我們再看李約瑟難題，我們不禁會思考，科學技術的進步一定會幫助人們擁有解決所有人間問題、解開一切理論之謎和歷史之謎的強大力量嗎?如今科學技術逐漸把人性排除在外，機器代替了人的情感，人被自己創造出來的科學技術統治，那么人的價值又應該何去何從呢?關于這個問題，西方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批判，但無論如何，人的主體性的問題應是當代中國需要思考和探究的問題�？傊�，從文化模式的歷史演進機制看李約瑟難題，在文化危機和文化轉型的層面為近代中西科技發展產生差距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角度。
參考文獻
[1]羅伯特·坦普爾，晨露.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J].中文自修，2003,(10):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