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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行為對行為規范和個別規范的效用

          來源: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作者:沈娜
          發布于:2021-12-23 共11552字

            摘    要: 法律行為系純粹的法律事實,還是兼具獨立的規范屬性,存在爭議。從源頭上看,德國法上對于法律行為制度的構建,旨在實現私法自治。鑒此,將法律行為歸入個別規范并融入法律體系,系順應制度要求之必然選擇。實現法律行為之個別規范效力,重在個人意志與國家意志之調和以及意志行為與實在法律之協調。對此,應當以承認過程代替授權理論,以消極的實質性審查代替對私人生活的積極干預。在強制規范構成的自治秩序下,完成由法律行為之“自律”到客觀意義上個別規范之“他律”的有效轉換。

            關鍵詞 :     法律行為;行為規范;個別規范;實質性承認;

            一、引言

            在正確理解“法律行為”概念的基礎上,可將之一般性地定義為,當事人旨在根據意思表示的內容獲得相應的法律效果的行為[1]。就作為私法自治工具的“法律行為”之功能體現,以及法律行為與私法規范之關系來看,行為人實際上能夠通過其約定或行為,改變或者排除一般規范中的任意性規范的適用。如此,法律行為的效力實質在任意性規范之上,換言之,法律行為優先于任意性規范而得以適用。既然如此,倘若主張法律行為不能成為個別規范而存在于司法推理前提之中,就難以解釋此種效力上的優先性。如蘇永欽教授言明,若將法律行為排除在私法規范外,則法官找不到可適用的客觀法時,很可能會跳過當事人之間的契約而主觀性地造法,作出不公平的裁判,此時法院不僅難以止爭反為亂源[2]。鑒此,為各方當事人所信守,并在糾紛解決時作為裁判依據的法律行為,其規范性是不言自明的。本文擬對以個別規范的形式存在的,并在私法規范體系中發揮著意思自治功能的法律行為,也即法律行為之個別規范效力予以證立和闡明。

            二、任意性規范VS法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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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民法規范的一種分類,通常區分任意性規范與強制性規范的標準在于,行為人能否以其意志排除規范的適用[3]463。具言之,當事人就強制性規范涉及的事項不得排除其適用,也不得做出與之相反的約定,例如依照《民法典》第232條規定的法定的不動產登記,對不動產進行處分但未辦理登記,就不能發生相應的物權效力;與之相反,就任意性規范涉及的事項,當事人可以合意或單方地排除其適用,例如《民法典》第604條中的出賣物風險轉移規則,可因當事人另行約定而予以排除。事實上,特別是在民法規范中,任意性規范大量存在。對之進行區分和擇取的意義在于,因其不具有強制性的拘束力,當事人可以自行選擇是否適用,相應地,在任意性規范的事項安排上,當事人的意志明顯具有優先性。

            有名契約中的強制性內容發揮著具有強制拘束力的規整作用,而其中的任意性部分發揮著補充性的調整作用[4]235。而此類無法拘束行為的任意性規范存在于法律文本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方面,將民間定型化的契約條款整理并歸類成規范上的各類有名契約,可以為交易當事人提供參考,行為人可依據交易目的來依需選擇規則,無需對交易過程進行事無巨細的約定,從而為交易各方節省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契約存續與履行過程中出現糾紛并訴至法院后,假使當事人就訴爭事項未達成約定也未進行規則選擇,法官須依據任意性規范進行裁判,以實現符合法律目的的權利義務與風險成本的公平分配,防止法官濫用裁判權,從而提高私法裁判的可預見性。質言之,任意規范僅在于補足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并進一步地為裁判者提供公正裁判的依據和尺度[5]。不容忽視的是,基于私法自治之基本理念,倘若在識別任意性規范的過程中出現爭議,除非有明確依據認為,立法者為公共利益或政策性考量而具有強制的意思,原則上應當向任意性規范的方向予以側重,而不應囿于條文中明確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之情形,亦曰“有疑義,從任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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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任意性規范之后位性

            以規范對象上存在的差異,可將民法規范劃分為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具體而言,行為規范首要以民眾行為為調整對象,但同時兼具裁判規范效力。其裁判規范性質的肯認,主要為了保證行為規范所預示之法律效果在裁判中的實際貫徹,否則,法律規范便失去了“命令”或“禁止”特定行為的功能,對行為人的拘束也將無法實現。對調整對象具有普遍拘束力,也謂之法律規定之“規范的性格”。[4]112對于行為規范而言,其“規范的性格”體現在,行為人需遵守規范的行為指引實施或禁絕特定行為,對于行為規范的違反系不法行為,將承擔違法的不利后果。

            就此而論,任意性規范顯然不具有行為規范所需具有的“規范的性格”,故而不宜被歸入行為規范之列,理由有二:其一,當事人并無義務,在法律規定之有名契約中必須選擇合締約目的之規則,相反,可依契約自由原則締結任何的無名契約,或者約定特別的交易規則。其二,在任意性規范所涉事項上進行的不同或相反的約定,不屬不法行為,相反,其行為有效,并排除任意性規范而得以在裁判中優先適用?梢哉f,任意性規范確立的特定行為模式不必為行為人所遵守,其效力后位于法律行為。

            進言之,也正是私法上一般規范的任意性與消極性,才能實現在私法交往中行為人的意志自由與效力自主,為當事人的行為自由留下空間。而填補自由空間并提供積極行為規范供各方當事人遵行的,正是具有個別規范效力的法律行為。

            三、法律行為之行為規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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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國《民法通則》第54條對于民事法律行為的定義來看,1其并未采用“法律行為”的術語,而是將“民事法律行為”作為“法律行為”的下位概念,規定為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的原因。然而,隨著我國民法學界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開始對“民事法律行為”概念追根溯源,并紛紛提出德國法上,究其核心根本不在于所謂的合法性,而是行為人意志與法律效果之間的關聯性。質言之,法律行為概念之創設,系用以指稱私法領域中的法律效果為個人意志所規定的自治行為。然而,根本使命系私法自治工具的“法律行為”,被我國繼受過程中卻被剔除了蘊含其中的私法自治理念,甚至立法者徑行拋開公法與私法調整方式的差異,將“法律行為”運用至公法領域,并創造出了“行政法律行為”等概念。

            有鑒于此,學者們主張為“法律行為”概念進行正言,糾正法律行為之概念,其是以意思表示為要素,可依其意思表示的內容而引起民事法律關系設立、變更和終止的行為;[7]或者說,法律行為是指以意思表示為核心要素的,主體為追求該意思表示中所含效果在私法上的實現的行為[8]。不難看出,在法律行為的概念構造中,意思表示要素處于核心地位,立基于此,法律行為因追求私法上的效果而具有的“規范性”得以明晰。換言之,法律行為的功能,在于依意思表示而創設法律效果,這也就涉及法律行為的行為規范效力。

            (二)法律行為與行為規范

            1.法律行為事實性之分析

            在民法理論上一般認為,法律行為是使得民事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原因事實。相應地,通常將法律行為歸為法律事實,具體屬于表意行為一類[9]。在此框架內,法律行為的意義主要在于,如果其符合法律規范中的設定條件或者行為模式,則相應發生法律規范設定的法律后果。就此,法律行為的事實性可謂不言自明。在此之外,認為法律行為的根本屬性在于“事實性”,法律后果不能由法律行為本身決定,而只能有待于法律規范評判,主張的是一種純粹事實意義上的法律行為概念,排除了法律行為自身包含的任何獨立的規范價值。

            然而,法律行為之事實性雖毋庸置疑,但將事實性作為其根本屬性,從而忽略法律行為所可能具有的“規范性”,顯然存在舍本逐末之嫌疑。有如前述,法律行為的核心要義在于“意思表示”,是行為人內心意思表示于外部的過程,而意思表示中當然包含“法效意思”,其本質乃是當事人就其有關行為是否發生以及———更為重要的———發生何種法律效果的自主安排和設定[10]38。有鑒于此,如果將法律行為視為純粹的法律事實,則法效意思勢必無所依附,而且會導向此種邏輯錯誤:法效意思是意思表示的必要因素,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的核心要素,但同時又否定了法效意思在法律行為中的可能存在及法律效果。應予批判的是,兼具客觀行為和主觀效果的法律行為概念,被法律事實概念完全地加以客觀化,法律效果由法律直接規定,從而導致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的根本差異喪失,致使二者難以區分,也與私人自治中法律行為所負荷的核心價值徑相悖違。

            2.法律行為規范性之闡述

            受困于法律行為的“法律事實”屬性,而決然地否認私法主體在私法領域的“立法者”地位,本質上與作為意思自治工具的法律行為概念和構建直接沖突。這種錯誤取向顯然片面曲解了“法律行為”的雙面性:在客觀意義上,法律行為確實系由行為人實施并產生現實影響的行為,這一意志行為的實然屬性體現為該行為實際存在,且屬于規范創制中的法律要件前提;進言之,在主觀意義方面,法律行為是由當事人意志表示于外而創設的“規范性”的利益安排,以“應為”命題對當事人之間特定行為事項作出規整,而其應然屬性體現在,由此作出的個別指令具有法律效力[11],意思表示人需受此“規范”的約束。

            誠如凱爾森所言:“只有規范———而不是行為———才能夠‘有效’”,[3]447-448原因在于,合法性判斷針對的是事實性質的陳述,與之不同,有效性判斷針對的是規范性質的陳述;而且,二者在判斷對象上的差別也會發生評價結果的差異,合法性評價的結論,僅在于事實性命題是否符合規范之構成要件并發生相應的法律效果,與之有異,對于法律行為的有效性評價結論,則在于“有效”或者“無效”的規范性效力賦予,從而決定其能否作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當然,有效性的評判系由制定法(主要是強制性規范),對私人實施的“立法行為”進行的“調整”,在結構層次上,類似于上級規范對創制下級法律規范的行為進行調整的過程,而調整的結果表現為,經立法行為創制的私人規范在客觀法律層面上是否有效。從中可見,法律行為本質上具有規范品格屬于規范性命題,經評價為“有效”后,其所確立的行為義務內容必須得到當事人遵行,相對方基于法律行為也相應地享有履行請求權。在此意義上,法律行為具有等同于強制規范、授權規范與行為規范的效力。

            進一步來看,在私法交往中,是需要積極的行為規范指引并供當事人遵行。前已述明,任意性規范無法作為此類行為規范起到約束當事人的效果,如此,具有規范性的法律行為就起到了填補行為規范空缺的作用,這一格局正是私法自治的題中之義。應當認為,賣方能向買方請求支付價金的權利并非來自《民法典》第598條的規定,即“出賣人應當履行向買受人交付……義務”,而是基于他們之間達成的買賣合意[4]112。就此而言,拉倫茨認為:“義務的發生不是始于法律針對此等構成要件賦予此等法效果,毋寧來自有效的債權契約本身,前提是該當法秩序原則上認可這一類契約,質言之,在私法自治的前提及界限內,買受人負給付約定的買賣價金之義務,因為他在一個‘買賣契約’的法律行動中,使自己承擔此項義務!盵12]據此,當事人所享有具體權利和承擔的具體義務,并非來自一般性的任意性的規范,而是由法律行為所創設的,以規制當事人具體法律關系為內容的個別性規范。

            首先應當看到,在規范體系中,此種個別性規范具有行為規范屬性,設置了指令當事人實施特定行為的準則的規范內容,倘若當事人并未遵守該準則要求,就會對其產生消極后果;不為唯如此,其還具有裁判規范屬性,也即,一旦當事人產生糾紛并訴至法院,法官應當根據其在法律行動中為自己設定的權利義務內容做出裁判[13]。質言之,意思表示是法律行為的工具,法律行為是私人自治的手段。法律行為規范性實質的意義在于,行為人可依其意志直接創制僅約束自己與相對人的規范———個別化規范,并通過相應法律效果的發生實現其追求的行為目的。在此,一般規范與法律行為之個別規范聲氣相通,分別以消極與積極方式共同支撐私法自治這一核心理念,進而構建完整的私法規范體系。

            四、法律行為之個別規范效力

           。ㄒ唬﹤別規范之生發

            傳統理論認為,法律規范具有規范性與一般性兩項特征,也即,規范性是指其要求得到適用對象遵守的拘束力,一般性則要求,法律規范并非只是對特定的當事人和個別案件適用,而是在該規范效力存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對涉及其所規定的事項的一類案件均得適用[3]471。由此可見,在傳統理論視域中,法律規范與一般規范具有同義性和同一性。凱爾森對此提出質疑,并主張,法律無疑并不只是由一般規范組成,法律還包括了個別規范,這種僅具有個別效力的規范之所以也是“法律/律法”,是因為個別規范也是法律秩序的組成部分,并具有與藉以創設個別規范的一般規范一樣的法律意義,二者的差別,僅在于效力的一般性或個別性[14]76。另外,在詞源上,在法律理論上“規則”一詞常與“規范”互換使用的背景下,凱爾森還指出,“規范”比“規則”更為適合于指稱法律,原因在于,“規則”含有某種“一般”的內涵,其并不指一個單獨的、不重復發生的事件,而是指一批同樣的事件;相應地,倘若將法律與規則等同起來,也就只能認為法律是一般規范[14]75。

            更為具體地看,在凱爾森那里,私法上的法律行為亦為個別規范,“當事人的所謂‘私人自治’就體現在私法行為的創造法律功能中。通過私法行為,人們創造調整當事人相互行為的個別規范,有時甚至是一般規范。民事不法行為就在于一方未履行私法行為為他所設定的義務!盵14]210法律行為既創造又適用法律,在此意義上,法律行為與法律規范存在著某種重合,或者也可以說,私法行為是一種創造法律的事實。顯見的是,在凱爾森的規范理論中,個別規范范疇不僅包括公法意義上的司法裁判、行政行為等,還包括私法意義上的法律行為。凱爾森還強調,因私人行為形成的個別規范,要求締約雙方存有成立契約的實際意志,尤其是契約當事人因契約規范而對不同種類行為負有義務,有基于此,一方的宣告需指向另一方,并為后者所接受,契約雙方之間必須存在所謂的平行的意志。以買賣契約為例,一方負有義務提供某種商品或服務,而另一方負有支付相應價金的義務,契約當事人在立約時的意志必須具有相同的內容,必須指向契約規范的整個內容,就買賣事項和內容條款形成一致的合意并對外表示出來,否則的話,就沒有完成契約,也就意味著沒有創造有拘束力的規范。

            雖然將法律行為創造的個別規范與一般規范一起納入了法律規范體系,但在凱爾森看來,創造了法律義務和權利的私法行為,是由法律秩序授權而產生法律上調整某些關系的行為,因為私法行為的效力基礎只能來源于一般規范,低階規范的效力來源于高階規范,而高階規范則上溯到更高階規范直至最基礎規范,從而實現一般規范的具體化。更確切地說,法律行為是一般的主要規范授權當事人做出的私法行為,因而法律行為之為個別規范,是個人根據一般性規范以一定程序創設的次要規范[14]212。相應地,上述兩種規范所構成的法律體系結構可表述為:個別規范以一般規范的授權為前提,個別規范的產生是作為上位規范的法律調整的結果[15]53。依其觀點,行為人一方面將一般性法律規范適用到具體關系中,另一方面又根據一般性法律規范創造出當事人之間的具體規范。在司法裁判中,由于法律行為所確立的只是次要規范,法院還必須援引規定制裁的主要規范來做出裁判,此時,作為主要規范的一般規范,仍然構成司法三段論的大前提。

            然而,凱爾森對于個別規范的次級規范定位,并不值得贊同。如果法律行為是需經國家授權而做出的一般規范的具體化和個別化,那么,個人行為都是在實現國家意志,所謂的私法領域的個人自治就無從談起。凱爾森并未嚴格區分公法與私法,認為規范的產生都是由立法授權和并受國家意志支配,這種觀點在私法領域難以適用。筆者之見,私法行為系基于個體經濟交易和利益安排,其之所以能夠通過法律行為創制規范之權威,系基于私法自治理念的當然之理,相應地,實在法對私人自治領域的干預,通常僅以嗣后介入的方式進行。譬如,當買賣契約達成“甲應當在三天之內交付標的物于乙”的條款時,該約定有效的原因,僅在于當事人意欲如此,而非《民法典》第598條有此規定[16]。因此,民法領域并非是由一般性規范直接具體規定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而是以法律行為為載體,通過規定行為義務的個別規范,與規定制裁結果的一般性規范共同作用,繼而形成最終的法律后果。

           。ǘ﹤別規范之證闡

            1. 個別規范之宏觀向度

            從否定任意性規范的行為規范屬性,到法律行為“規范性”的確立,再到法律行為的個別規范效力生發,仍然有待分析的是,法律行為作為個別規范的具體路徑。

            在主客觀主義的立場分歧之間,如果堅持“主觀主義”的理論范式,個體的理性意志成為規范效力的最終來源,意思表示的過程就是法產生的過程,法律行為一經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與一般規范一起納入法律體系;而依照“客觀主義”理論,法是存在于個體意志之上的客觀秩序,法律行為源于個體意志之表達但超越個體意志,其無法當然地具備法律效力[10]43。

            以“客觀主義”為基準,盡管以個別規范為創制對象的法律行為處在最具象的層面上,其規范性本質相較于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特征的法律體制更為微弱,但是,其作為裁判性規范約束不僅是當事人還包括法院,而且法院需要做出符合一般社會觀念并為社會所接受的裁判,其所體現的就不只是由個人意志而產生的“自律”效果,還必須依賴于為社會所遵守的“他律”要求,畢竟,僅以個人意志為規范效力尚且無法實現一般性的社會公正,個別規范之公正性必須倚賴于客觀秩序。因此,法律行為的客觀理論更有益于法律行為與實在法律體系之間的協調和融合,由“自律”行為進入到“他律”體系,就必須符合法規范內在秩序的一致性。

            與之相反,主觀主義框架內的意志自由,被認為是符合倫理上的人的理性,而人格意義上的理性就是對一切拘束的否定。由此,法律行為的主觀理論無法回答實在法的作用為何,在偏執地強調人的“理性”的前提下,割裂了自身與實在法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必須承認的是,意志至少不應當是效力產生的唯一的法律原因。倘若認為僅依賴人的自然能力就能賦予行為以任何法律效力,就是錯誤地將意志的自然法觀點與私人自治的法律理念相混淆。換言之,意志只能給法律行為提供“契約需信守”的倫理道德基礎,而無法帶來法律效力的基礎,倫理上的人格表明的是一種自律的觀念,它不能解釋法律行為的法律效力———“他律”的問題[17]1181。

            2. 個別規范之具體路徑

            (1)個別規范“一元論”背景之否定

            在凱爾森純粹法理論意義上,以處于同一法律秩序中的規范為研究對象,低階規范皆是直接或間接從“基礎規范”中獲得法律效力,從而最終形成一個法規范體系,此即法律統一性的表現,也謂法律效力的內在牽連性。與之相應,法律行為是由“基礎規范”授權而為,其作為次要規范的法律效力也能從中獲得。法律行為創制個別規范的過程,是在立法授權的支配下,強制私人需依國家意志行事。據此,個人代表國家加入立法者行列,在國家意志指導下實施法律行為從而實現國家的規范創制命令,與國家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一樣,無需再經過客觀法秩序的評價其當然具有法規范效力?梢,凱爾森是在國家法一體以及公私法不分的一元論背景下解釋法律行為,為實現邏輯上的連貫性,只存在納入法規范體系的客觀意義上的法律行為。一般與個別兩種規范搭建而成的法律體系可被描述為:個別規范以一般規范的授權為前提,相應地,個別規范的產生是國家意志實現的結果[15]53。

            通過制定法對私法領域和私人行為進行直接且全面的干預,壓縮甚至侵占私法自治的空間,這種直接調整的方式(或者稱為法定主義的調整方式),無疑能夠更徹底地貫徹立法機關的意志和價值判斷。但與此同時,這種調整方式否定了利益安排的獨立價值,排除了實踐層面個人自發履行的意義,私人行為退變為一種國家行為。一味強調國家意志的延伸,追求形式上的一致性,終究是弊大于利,理由在于,相較于下文論及的間接調整方式,其所堅持的一切規范屬性都必須保持與立法者的價值判斷的一致性,此種直接調整方式的致命缺陷,在于沒有為私法上意思自治留有任何余地。

            (2)個別規范“二元論”結構之質疑

            通說觀點認為,實在法是通過“承認”的方式嗣后介入私人的意志行為,并使其發生當事人所希望的法律效力。如拉倫茨、弗盧梅等,均主張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約須滿足雙重條件:其一是當事人存在自我約束的意志行為;其二是法律制度對該意志行為的承認[18]。此派觀點不承認法律行為的規范性,而強調法律行為是對立于國家法體系的一種自治行為,據此形成的“法———私人自治”對立的二元論,只承認“主觀意義上的法律行為”,旨在捍衛私人自治的空間。而且,在二元論背景下,首先由私人行為以自己的利益訴求為中心自發性地作出規范性安排,法律只限于嗣后的價值判斷,這便形成了一種為保障私人意思自治,以法律行為作為中介的間接調整方式。二元對立結構所主張的嗣后介入,被學者們認為是法秩序對法律行為的“承認”,為強調私人自治與國家法的體系對立,凸顯私法領域個人意志的重要性,在“承認”的處理上也只限于“技術性承認”,即在“承認”前后的意志行為仍是同一“主觀法律行為”,事實層面或規范層面性質并未發生改變。巧妙地通過賦予“承認”一種非實質的價值,將“經實在法承認的法律行為”等同于“承認之前的意志行為”。

            對此的質疑存在于,[17]1185-1187這種“技術性承認”理論具有回溯法律行為主觀理論的傾向,與國家法相悖的力量仍需追溯到意志的規范性效力上,只是表達方式的側重不同而已。實質上有效的是附加了規范性因素的“實質性承認”,是依據實在法的概念術語、價值體系對“主觀法律行為”所進行的規范性認知。具體來看,當法律行為存在漏洞時實在法的介入就包括使用任意性規范進行填補;或者,由于實在法的“承認”遵循的是規范的邏輯以及本身體系確定的價值,免不了經常發生對私人意志行為作出與當事人意思不同的理解,盡管當事人對此并無爭議[19]。況且,“技術性承認”在理論上或許行得通,但在實踐層面卻脫離了社會現實,許多法律適用現象都表明法律行為的內容經常都是結合實在法的結果。因此,法律行為在“承認”前后性質是不一樣的,承認之前是一種脫離實在法的“主觀法律行為”,依據實在法內容與價值的“實質性承認”過程而轉換為“客觀意義上的法律行為”,進入客觀“規范意義”范疇并表現為一種獨立的規范。

            (3)個別規范之“三元論”框架之展開

            在“私人意思———國家意志”的二元對立理論看來,法律行為的效力不是源于行為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來源于國家意志實現,如果法律行為必須符合強制規范才能有效,便是公權力對私人生活壓制和干預!皞人———國家”二元分析框架的缺陷在于,并未區分由強制規范構成“外在行為規則”,到底是順應內在制度的產物,還是國家單方管控私人經濟活動的結果[20]169。如果系內在制度的真實反映,就意味著此時的強制性規范屬于私法自治秩序的內容,而非國家對自治空間的侵占;反過來,只有強制性規范系國家為了實現自我意志的單方強制,“法律行為應符合法定強制規范才能生效”這一命題,才會體現國家對私法自治的不當壓制。既然存在“順應”和“壓制”兩種可能,二元分析理論無法區分“遵循私法自治內含之強制規則”與“遵循國家管控意志之強制規則”,無法區分“國家作為居中裁判者的角色”與“國家作為居高管控者的角色”,故不足取。

            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學者引入制度經濟學中的“內在制度———外在制度”的內涵和關系模式,構造出“私人行為———充分體現內在制度的外在制度———不體現內在制度的純粹外在制度”這一三元分析框架,或可表述為“法律行為———順應內在制度的成文法———不順應內在制度的成文法”,抑或“法律行為———私法自治內含的強制規則———國家旨在施加管制的強制規則”。[20]170循此框架,能夠清晰區分“體現內在制度的強制規范”與“壓制內在制度的強制規范”兩個對立的重要范疇。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成文法這種外在制度必定是社會內在制度的反映,必定是作為必要的強制性后盾而服務于社會內在制度的!八椒ㄗ灾沃刃虻慕⒁囗氉裱瓘娭埔幏丁边@一命題,當然具有充分的正當性。

            立基于此,筆者之見,要處理法律行為成為個別規范問題,歸根結底在于如何理順意志行為與實在法二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私人擬通過法律行為作出的指令要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個別規范,就須以“符合法定強制規范(獲得法秩序的許可)”作為必要條件。法律行為對當事人具有拘束力是基于“契約須守”的道德倫理,是當事人“自治”,但如果每個人都自行其是,以自由意志為自己與相對人立法而隨意創設法律行為的基本模式與效果,只要有一個人的意志不能達成統一必將導致法律秩序的矛盾。比如,當事人可能通過無限創造物權的種類和內容,規定其所獲權利的效力優先于之前所有權利人,以保證自己先于之前所有的物權人優先受償,那么在權利實現和契約信賴上就會出現混亂;或者排除要約、承諾規則、履行規則等強行規范后,要約人就會在對己不利情形下隨意撤回、撤銷要約、已經締約的當事人不受合同拘束、已經履約的當事人任意要求解除合同。申言之,法律行為的應然性安排需符合一般規范應然性的要求,私法自治也需要以強制規范為基礎以形成自治秩序,“自治”既有“自我決定”,也有“須遵循強制規則才能發生意欲私法效果”的內容,后者則可以說是寬泛意義上“他治”。

            其次,要發生什么樣的法律行為那是當事人的自我決定與自愿約束,僅在作為裁判依據時才會產生對其的調整,所以,對法律行為的效力性評價是出現在司法審查過程中的,需不違反強制性規范才能作為法院處理當事人權利義務的依據,審查的結果是如果“有效”成為客觀意義上的個別規范,這種對私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很難說不是一種實質性處理,因為客觀法律要實現維護交易安全、保護交易關系中的弱者、維護公共秩序等目標,往往與從事法律行為的當事人所追求的目標相異。經過強制性規范的審查,是一種消極審查,只進行“有效”或者“無效”的判斷,不對內容作出符合有效要求的變更,因此是一種消極實質性審查。這種審查的主體是法院,審查的工具是自治秩序,自治秩序便是由實在法的強制規范及規范價值組建而成,產生限制當事人不當意志的效果以更好保護私法的意志自由。如弗盧梅教授所言,私人自治與法律秩序二者不可分割地構成了法律行為效力的原因[21]。

            五、結語

            綜合上文所述,鑒于法律行為具有個別意義上的“規范性”,能夠成為一種積極的行為規范,相應地,為了使法律體系得以完滿,將法律行為所創造的個別性規范納入其中,是為可取。納入過程系消極的實質性過程,如果審查為“有效”,法律行為的“規范性”就此上升為一般意義上的規范性,成為法秩序承認的客觀意義上的個別規范。具有個別規范效力的法律行為,不僅為私法領域中的私人自治理念提供了實踐的示例,為法律體系的完善提供了扎實的素材,也為整個法秩序的協調統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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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民法通則》第54條:“民事法律行為是公民或者法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原文出處:沈娜. 論法律行為之個別規范效力[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19(01):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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